我国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从对企业放权松绑入手，在一定程度上与世界潮流相契合，并成为行政法学控权理论的一个重要基础。

[11]单纯的隔离并不会产生传染病防治法所拟达到的行政目的，辅之以检查、治疗等措施实属必然。[85]朱相远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释义》，中国市场出版社2004年版，第96-97页。

[49] 作为最重要的权利，人身自由一旦丧失便具有不可回复性，因此必须坚持宪法保留的要求，但同时，如果一味强调所有非刑事被告均适用相同的规范和程序，又可能无法因应遽变时代的要求。在民主性方面，特别当拟实施大规模检疫措施、决定疫区设定之时，应注意协调好行政一体与民意机关的关系、行政与社会组织的关系，实现行政与专家、公众之间的互动，争取最大的理解和支持。如果情况紧急，卫生主管机关可先下令暂时强制区隔，同时须在随后24小时内取得法院许可。这或许是未来中国法治更为值得关注的问题，期冀有关宪法保留的讨论，能够为日后类似问题提供理论讨论和实务操作的参考。[17]前者指虽然检疫但并未采取相应措施，典型如1377年，拉古萨城扣留来自疫区的人30日，后又延至40日，quarantine（原为意大利语，40日）一词由此肇始。

[42]参见张峰振：论宪法保留, 《政法论坛》2018年第4期，第35-44页。体系化的隔离措施可以针对传染病患者、疑似传染病患者、正常人等展开不同层次和程序的隔离或检疫。[3]参见王珉灿主编《行政法概要》，北京：法律出版社，1983年，第41～42页。

秩序行政法的研究课题或许包括： 1.秩序行政法的基础原理 结合我国《宪法》第28条关于国家维护社会秩序和《宪法》第53条要求公民必须遵守公共秩序的规定，并结合《人民警察法》的规定，可以探讨何为社会治安秩序，进而分析秩序行政的边界。[8]参见[德]奥托•迈耶《德国行政法》，刘飞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20页。[33]例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18条规定，经营者应当向消费者作出真实的说明和明确的警示。我国经济行政涉及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一方面需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另一方面还需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杨解君、孟红主编：《特别行政法问题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0页。[4]参见[韩]金东熙《行政法II》（第9版），赵峰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40页。

[50]给付行政的组织法研究还有相当空间，例如地方政府、社会团体、基金会在给付行政中发挥怎样的作用，给付行政中个人、家庭、单位、社会与行政承担怎样的角色，这些课题目前尚殊少研究。但通过对某个特定领域较长时期的浸润，通过整理建国以来相关法律制度的变迁史，对年鉴、公报、地方志、文集、回忆录、档案、报纸及互联网刊载信息的搜集，可以逐步形成对特定行政法分论领域的基本认识[76]。王贵松讨论了风险行政的组织法构造，认为风险行政组织的架构应符合中立性、独立性、透明性、参与性和科学性等特别要求，应特别关注风险行政中的专家咨询机构、事故调查机构和议事协调机构的作用[56]。[52]胡敏洁讨论了社会保障政策执行中的程序原理，探究了信息沟通、内部程序、非正式程序、简化程序、退出程序的设计与践行。

（二）推进行政法分论的制度改革 在诸多行政法分论领域，都面临着不同的法律制度缺失：第一，例如电力等若干垄断产业的法律制度形成于计划经济时期，有些至今仍未修改，有诸多有违法治基本原理和市场经济规律之处。[49]宋华琳、范乾帅：《街道办事处在社会救助行政中的职权及其法治化》，《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8年第6期。按职能划分行政法学分论的类型，或许有助于梳理各具体行政领域的规范和实务，可以更好地描述事实层面的法律实然运作，进而充实研究行政法的研究素材[10]。苏宇《论警察法学理论体系的独立性及其构建进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

给付行政的任务从促进经济发展到转向保障社会公平正义。但其局限性在于，在研究更为具体领域时，还需将分论原理和具体行政领域的制度史、管理体制、利益分布、法律关系、法律程序相结合，方能得出更有实践意义和学术意义的结论。

国家的风险保护义务涉及自由与安全的冲突，为了保护可能受风险不利影响的公民基本权利，有可能会限制从事风险活动的人员的职业自由、营业自由、学术自由及财产权等自由权，这属于基本权利冲突，需要通过立法加以妥当的衡量[63]。资源分配对给付行政有着基础性作用。

在给付行政的法律制度和政策设计中，面对因性别、民族、阶层、城乡、贫富、身心状况等先天、后天差异导致的社会、经济资源上事实的不平等，应努力削减乃至消除事实上不平等的状态，让每个人能在立足点相同的基础上，有平等地参与社会、发展自我的权利[48]。在不同的学术语境下，将选定的此种风险水平称为剩余风险（Restrisiko）、可接受风险（Acceptable Risks）和可忽略风险（De Minimis Risk）。[86]参见[日]原田大树《行政法总论与参照领域理论》，林美凤译，《公法研究》第18卷，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48页。文章来源：《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66]宋华琳《政府规制改革的成因与动力——以晚近中国药品安全规制为中心的观察》，《管理世界》2008年第8期。[80]宋华琳、李鸻、田宗旭《中国化妆品监管治理体系的制度改革》，《财经法学》2015年第3期。

[10]参见朱新力、唐明良《行政法总论与各论的分与合》，《当代法学》2011年第1期。有必要将法律保留原则作为基本权利限制的形式要求。

[40]此框架参见[韩]金东熙《行政法II》（第9版），赵峰译，第435～442页。行政执法中的通讯定位、秘密监听涉及对《宪法》第40条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的限制。

第二，在医疗行政、教育行政等社会领域，若干制度设计强化了政府与事业单位的共同体联盟，有悖于治理改革、简政放权的方向。行政法学分论研究可谓无限沃野，分论研究更需引入综合性的研究方法，需综合利用行政法以及民法、刑法、法学理论等不同部门法的知识，综合利用法学、公共管理、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综合利用法学知识和具体领域的专业知识[75]。

[22]参见李震山：《警察行政法论》，台北：元照出版公司，2007年，第194页。必要时，国务院有关部门可以采取组织生产、价格干预和扩大进口等措施，保障药品供应。进入专题： 行政法学分论 秩序行政法 经济行政法 给付行政法 风险行政法 。在行政法学分论研究的过程中，难免感到细节琐碎、资料芜杂，这也要求研究者能去芜存菁，通过整理相应的法律条文、法律判例和法律实践，着重对特定行政法学分论中的法律规范、法律制度沿革、利益分布和利益相关者、行政活动方式、行政程序、责任机制加以研究[78]。

宋华琳研究了食品药品规制中的专家咨询程序，探讨了专家咨询中的专家遴选、咨询程序、利益冲突和会议公开[68]。例如在医事行政法、文化行政法、财税行政法等领域，还缺少有力的研究成果。

赵鹏讨论了风险规制与发展的关系，指出发展导向的政府会有意或无意地忽视风险规制的责任[55]。韩国学者金东熙在其著作中，对警察行政法、给付行政法、公用负担法、地域开发及环境行政法、经济行政法、财务行政法加以考察[6]。

胡敏洁等讨论了医疗券等公共服务券在给付行政中的作用，讨论了如何对券这种新型活动方式加以规范，如何对服务提供者、服务使用者施加规制。[79]参见[新加坡]梁文松、曾玉凤：《动态治理：新加坡政府的经验》，陈晔、张世云、温平川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年，第5页。

行政法学者应尝试将行政法学分论作为行政法学总论研究的试金石或参照领域，让行政法学总论的法律概念、学说和制度，在分论中检验其妥当性与说服力[86]。在秩序行政法领域，余凌云、高文英、陈鹏、苏宇等对警察行政法的制度和原理进行了研究[17]。[25] [日]室井力主编：《日本现代行政法》，吴微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511页。[11]例如环境行政法所对应的行政职能，即分散在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水利部等部门。

[58]张青波《自我规制的规制：应对科技风险的法理与法制》，《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8年第1期。[21][韩]金东熙：《行政法II》（第9版），赵峰译，第152页。

胡敏洁结合养老保障行政，指出私人可以成为给付行政中的被授权者、被委托者，可以为给付行政提供协助，对给付行政活动进行监督，还可以构成私法上的法律主体。如德国行政法学最初即根据不同的职能，将行政事务分为学校事务、工商事务、卫生事务、济贫事务、铁路事务等，并根据每一种事务及其学术上的必要性来制造一个相应的行政法学分论[8]。

第二，以具体行政领域或具体行政职能为导向确定行政法学分论类型。经济行政法很难法典化，具有多领域交叉领域的特征，其包括了公法、私法、综合性的法律及特别法律。